最近在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上我听到了一个曾熟悉而现又陌生的名字：梁启超。熟悉是因为高中历史课上此人曾被大书特书，陌生是因为除了“公车上书”我几乎对这个人一无所知。课上老师放了一段关于这位百日维新领袖的视频资料，是凤凰台的凤凰大视野的一个专题，一个我很喜欢的节目。在这段视频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未曾接触过的史实，由此对梁启超其人产生了一些兴趣，于是这便四下找了些关于他的资料闲来看看，可不想这下便一发不可收拾，看到的越多，我越对这位卓如君，这位饮冰室主人感到慨叹，感到敬畏。
一
说到梁启超就不能不说到百日维新，这个昙花一现般的三个多月，这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103天，或许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上第一次在统治中心和集权中心进行的一场改良。
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刚好是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整整第三年，“明定国是诏”颁布。当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梁启超的老师。康以这次见面为机，重申了他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而光绪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青年皇帝却越听脸色越凝重，最后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
可能对于这位四岁便即位的皇帝来说，这道垂下的帘子或许是他心中永远难以挥却的阴霾：从四岁一直垂到十八岁，而之后这条帘子也只是换了一个所在而已。然而三年前战争的失败，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的赔款，邻国日本这个曾经的藩国维新的成功，无一不刺激着这个生于忧患，长于耻辱的皇帝的神经。在宗庙之前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王朝的背影，在庙堂之上他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
紧接着，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这被梁认为是“咸丰四十年以来未有之创举”，因为据当时律法，四品以上的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而康梁一以主事、一以布衣被召见，实属破格之为。可讽刺的是，据当时的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皇帝召见，必拜入翰林，封以学士，而康梁最后都只给了六品的闲职，可见光绪帝被“掣肘”之甚。
终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慈禧回京“训政”，恢复旧制，软禁光绪，捕杀维新派，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梁出逃，百日维新失败。
二
或许梁启超在幼年时也从未想过他将会在青年有一段流亡海外长达十年的生活吧。这位从小便在家接受传统教育的所谓神童在16岁时便中举，翌年便赴京会试。正在当代人在17岁时被数理化搞得疲不可堪的时候，梁启超才刚开始在广州万木草堂接受西式教育和康有为的维新学说。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四年，著作不可胜数，时人称之为“康梁”。这时时针指向了1895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堂李鸿章赴日谈判，而梁启超也在康的支持下第二次赴京会试。那是个春寒料峭的上午，乙未科的进士正在北京会试完毕，等待清廷发榜，可不知他们等来的却是《马关条约》的签定，等来的是割让辽东及台湾，等来的是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愤。四月二十二日，由康梁牵头，写成“上令上皇帝书”的万言折，十八省举人响应，共一千二百余人联名。五月二日，康梁二人亲带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至“都察院”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而康梁二人可能也是因此为光绪帝所知。
公车上书后，梁启超为实现维新而四处奔走，主办北京《万国公报》，亦即后来的《中外纪闻》，后赴澳门、上海办《知新报》、《时务报》，不可不谓煞费苦心。可也许梁启超在那时永远也看不到他所主张的改良在当时的外阻内挠下是多么的不现实，多么的天真。在百日维新即将失败的时候，梁启超甚至还向日本大使请求援助。这个以往的藩国当然真正希望的是中国以积弱之势永远的弱下去，自己尝到了维新的甜头难道还会分一杯羹吗？
中国当然不是英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当然和英国那种庄园制的在《大宪章》的制约下的微妙平衡有着相当的差距。而英国的立宪尚一再反复，况夫中国？
三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出逃日本之后又做了什么，至少我以前便是一无所知。
1898年，梁启超来到日本后便于当时同样居于日本的孙中山有了接触。这两位以后在改良和革命的立场上分道扬镳的伟人在当时竟可以用“过往甚密”来形容。后来梁在日本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种报纸，宣传改良，反对革命，从而也与革命派有了极大的分歧，掀起了一场在日本这个中国的战胜国中关于中国到底是应该改良还是革命的大论战，不失为一种揶揄。同时梁在日本大量介绍西方新的政治学说，在当时旅日的大量中国学子中影响极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回国，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结束了他一生恢弘的政治生活。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治国平天下大概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吧，他们修身齐家、日参省吾身，他们忠君忧国、后天下乐而乐。但历史的车轮是那么地浩浩荡荡，不可逆转，当帝制这一驾马车行至了末路，中国的文人也开始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或许在他们心中，忠君的思想是那么地不可抛弃，但历史由不得他们。于是梁启超们站了出来，他们看到了英国和日本，看到了在忠君和改革之间的那么一条折中的办法。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自己的祖国和英国、和日本之间那么多的差别和不同。但他们还是坚定地走了下来，或许这也是我所想抱愧的，抱愧我所缺失的那一份敬畏。
四
但我所想抱愧不仅仅是对梁卓如先生后半生的无知，多半还是出于对他文化生活的无知。
卓如公一生笔耕不辍，留下的著作多达1400多万字，而且这还是他多年社会活动的闲暇间写就的。他的学术研究涉猎甚广：抽象如哲学，感性如文学，严谨如史学、经学，条理如法学、伦理，另有宗教学种种，不胜枚举，而其中又以史学研究为尤。1922起，他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课，而在1925被该校聘任为国学院导师，指导范围有“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史”等等。
卓如公一生著述渊宏，有多种作品与作品集行诸于世，特别是长达1000余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大致收录了他所有重要的作品。我现在也常常在想，在那么一个工笔小楷、莹莹烛光的条件下，1000万字是个怎样的概念，仿佛我的眼前就出现了那么一个在案前佝偻的背影，那么一个右手端直地握着毛笔，在一页页宣纸上工整地徐徐而书的背影。不知他是否也有懈怠的时候，不知他在一天穿行于各机关报社后是否也想小憩暂安。但他就是那么勤奋地写着，写出了自己的思想，写出了一个帝制末年中国文人的良心。
但卓如公不仅仅是一个政客和学者，他还是一个鲜活的人。
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曾是康有为的学生、助手和追随者，但到后来，他又与他曾经的老师分道扬镳；他与孙中山“来往甚密”过，但也“舌枪唇剑”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他说他的一切行为都出于一个“中心思想”：“救国”。
他是一个严厉的长者。1925年的旧历七夕，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宴请宾客，并请当时名望甚高的梁启超证婚。梁是极力反对这场婚姻的，说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但碍于徐志摩的父亲和胡适的情面，他又不得不出席。但是在喜筵上，他却痛陈徐陆二人用情不专，滔滔不绝，令在座宾客瞠目结舌。
他又是一个宽容的长者。1926年，他因尿血住进入了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肿瘤。但手术后发现肿瘤并非恶性，而出院后依然尿血。由于当时梁的声望，此事一度使舆论哗然，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但是卓如公却公开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协和医院辩护，并说“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事变作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他又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他一生有过两个夫人，皆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又有9个子女，后大多都是皓英之才。如长子梁思成，中国近代史上一代才子，近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妻林徽因也是一代才女。如五子梁思礼，新中国著名火箭控制专家，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五
看着这个伟人汪洋恣肆的一生，我不禁喟叹。梁卓如公一生以“救国”为自己的“中心思想”，不知道他地下有知，看到今天的中国会作何感想。在这里我也想到我前日看到的一则趣闻。说是1903年，有一次世博会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卓如公机缘巧合参加了这次盛会，但他最早邂逅的却是在码头的一批中国工人，他们面黄肌瘦，脸上漠无表情。卓如公不禁长叹，事后在自己的一部书里写到：中国以后也要办世博会，而且会址就在上海。
终于在107年后，他的预言终于成真。在这个完全没走上改良道路的中国大地上，却真的要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不知卓如公会发何感慨呢？还会用工笔小楷在宣纸上奋笔疾书吗？
附：《少年中国说》(节选) 梁启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启超没有什么学问，但还是有一些的咯”不熟。倒是他几个后代挺猛。这个不是考证说梁启超没见过光绪么。。。
这个不是考证说梁启超没见过光绪么。。。
这谁考证的啊？近代的东西很多都是笃定的。 Post by 黄蓉gg (2012-08-26 19:28)
现在一般认为，康有为写的历史回忆性材料都不可信，要是康说的那就算了吧……梁启超失败2个原因
1，蔡锷死得早
2，没有投靠一个外国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