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加工是电影产品的必需，尤其针对那些小人物。在处理著名历史人物时，电影《一九四二》显得更为谨慎，看得出在力求有出处，但仍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非因艺术需要而产生的乌龙叙事。沦陷区灾民受国民党横征暴敛而当汉奸？延津县是电影《一九四二》的起点，老东家范财主和他的乡亲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饥饿之旅。这里是编剧刘震云的老家。20年前，在应钱钢《百年灾难史》的约稿时，刘震云第一次听说1942年饥荒，他采访了自己年长的亲戚们，并最终撰写了《温故一九四二》，这是电影《一九四二》剧本的原型。刘震云知道延津县所遭受的苦难，但错误的是，他将延津县饥荒时期的救济不力，都归咎于国民政府。事实上，在他的长辈们饥肠辘辘地逃荒、打劫甚至人相食时，延津是日伪的统治区域，天灾背景下进一步搜刮粮食的在此并非国民政府。电影中，当老东家等人逃荒至洛阳时，蒋介石已经加大了救灾力度，虽然仍是杯水车薪。但只有豫北、豫南被划为灾区，老东家等灾民因人已在豫西的洛阳，所以不能领取救济。这也是一处明显的硬伤。1942年前，豫北几乎全部沦陷，国民政府不可能将日伪统治区划为救灾区，而将灾情严重的国统区豫中、豫西等地排除在救济之外。在错误地将延津县当作国统区之后，刘震云开始为自己的长辈们辩护：“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如果将延津置换为洛阳、许昌等国统区，对国民党灾年“横征暴敛”的指控，一点都不会差，但以沦陷区延津做例子，就是另一种意义的“直把杭州当汴州”了。延津人当汉奸，大抵也和国民政府救灾不力无关。蒋鼎文与李培基：谁是任由打扮的小姑娘？李培基(李雪健饰)是电影《一九四二》中相当重要的角色，且其形象相当正面。起用出演焦裕禄的李雪健饰演该角色，本身也可以说明导演的取向。与李培基相对应的驻扎河南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震饰)，则相对负面得多。这也是过于简单化的呈现。原河南籍立法委员杨一峰(杨是1942年秋河南各界推荐的三位赴重庆陈情灾区困境的代表之一)，又向他透露了很多珍贵历史情节，其中包括：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如此报告，李支吾以对；另外，当时的战区司令蒋鼎文将军，驻洛阳，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与粮政局长扣押，杨一峰问他何必如此，蒋鼎文答道：我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河南省缺粮，李培基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在电影《一九四二》中一副为民请命姿态的李培基，当然没有辞职。他的救灾表现，可以参照1942年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回忆：“河南人士当时对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所持的态度，是有责难的。他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里遭受空前大灾，他应如何宵旰忧劳，千方百计地从积极方面刺激生产，扭转灾情，从消极方面努力救济，减少死亡，但是他在大灾临头、水深火热之时，对于鼓励生产、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当然，河南当时是半壁河山，千疮百孔，经济力量又很薄弱，增产救灾，都有困难，但他对灾荒的漠不关心态度，在河南当时，的确引起了普遍不满。”当时的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则表示，“(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他的回忆，1942年秋天西安王曲军事会议时，蒋鼎文(蒋铭三)的汇报较李培基更接近事实。而按照参加该会议的刘书霖将军回忆，蒋鼎文“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人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而救活了不少的灾民”。台湾当事人对蒋鼎文灾期表现评价甚高，或许和蒋本人1949年赴台并位居高位，1974年才去世有关？而电影《一九四二》高度评价李培基，莫非和李本人解放后留在了大陆任政协全国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有关？电影《一九四二》塑造了李培基高大的形象，却没能回答我们：那他主政下的河南何以饿死300万人？甚至于李培基谎报死亡人数1602人，在电影中也被演绎为：关心灾情的蒋介石问李培基：河南死了多少人。李培基面色沉重回答：政府的统计数字是1602人，但实际是300万人。给观众的感觉是，他其实已将真实数字上报。即便是艺术加工，对李培基这样的历史人物，也不能像对老东家那样随心所欲塑造，使其成为任由打扮的小姑娘——除非，《一九四二》的定位原本就是娱乐，无关史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