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军队国家化”的历程，李登辉还真是有手腕……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去世，那是一件真正震撼人心的消息。不只是除了少数内部人士外，台湾社会对蒋经国快速恶化的身体状况，全无了解，更重要的是，和蒋介石去世的情形相比，这事来得如此凶险。
    
    蒋介石去世，高寿八十九；蒋经国去世时则是七十八岁。另外，蒋介石去世前，早已多年不实际主持政务，陆续将权力交班给儿子蒋经国了，从权力角度看，蒋经国却是不意猝逝，来不及妥善安排接班。
    
    因为没有接班规划，所以蒋经国留下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局面。政府权力，部分掌握在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部权力，基本由党秘书长李焕统领；至于军方，最高的负责人则是参谋总长郝柏村。这三个人、三种权力，过去分别向蒋经国负责，也就不可能越过蒋经国独断指挥政、党或军。
    
    形式上，领导权应该由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接手。如果说蒋经国生前从来没有透露过俞、李、郝三人谁可以多获得一点权力，谁可以在接班上多被考虑一点，那么李登辉和接班布局的关系就更遥远了。
    
    “副总统”这个职位有其渊源，也就有其明确的分量，明确地位高而权不重，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蒋经国自己从来没有担任过“副总统”。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由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接任“总统”，但从来没有人搞不清楚权力的传承走向。蒋经国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但同时接任国民党的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党领政，进行所有的决策。等到蒋经国就任“总统”，他选择的“副总统”，是台籍人是谢东闵，讯息也是公开而明白的，那是特别对台籍人士的示好拢络。李登辉也是台籍，而且其政治历程跟在谢东闵后面，亦步亦趋，同样也是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被拔擢为“副总统”，这样的安排，表明了蒋经国视李登辉如视谢东闵，这个“副总统”人事，基本上完全与接班无涉。
    
    如此情形下，还要让李登辉接任“总统”吗？这是第一个大问题。这问题很快解决了，有鉴于当时蒋介石去世，严家淦当天就宣誓接任总统，中间没有任何权力空档，为了安定民心，大家共识援例让李登辉立即就职，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
    
    但再来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蒋经国去世，空缺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位子，那是国民党“主席”的位子，也就是党机器实质领导的中央权力所在。还是一样，按照蒋介石前代的例子，严家淦接“总统”没出问题，因为权力不在“总统”，而在由蒋经国担任的“党主席”手中。李登辉可以戴上“总统”的头衔，然而究竟谁接了“党主席”，才真正掌握了权力。显而易见，这是真正的权力角逐场域，有机会的相关人士，绝对不会轻易退让的。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一个意想不到角色高调介入了，让局面急转直下。那个意外的角色是蒋介石的遗孀蒋宋美龄，当时已经超过九十岁却还耳聪目明的“蒋夫人”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白希望暂缓选任“党主席”的接任者。
    
    李焕收信大惊，不敢自己处理，急忙联络诸中央常务委员，商量对策。这批由环绕蒋经国周围的国民党“大老”，不可能对蒋宋美龄有太好的印象。从大陆时代到撤退到台湾，蒋宋美龄与蒋经国这对“母子”，长期处于紧张角力的情况下。蒋宋美龄出身上海传教家庭，蒋经国却是在苏联曾经真心信仰过共产主义的，两人价值根柢就是南辕北辙。大陆时期，“孔宋家族”气焰高涨，相对蒋经国背负在苏时期曾经公开批判蒋介石的历史，大受压抑。然而风水轮流转，到台湾后，“孔宋家族”瓦解，反而是蒋经国愈来愈受到父亲的重用。在“吴国桢事件”上，和蒋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吴国桢弄到流亡美国，明确标示了两人的权力消长。
    
    蒋经国身边的人，怎么可能愿意看到蒋经国尸骨未寒，蒋宋美龄就表露出操控局势的野心呢？于是蒋宋美龄的信，反而促使国民党内诸人，无暇内斗，决定尽早订定主席人选，断绝蒋宋美龄的任何权力妄想。
    
    关键的那场中常会，由‘中国时报’的创办人余纪忠主持，原来位阶不足以与闻权力内幕的党副祕书长宋楚瑜，从传言听说以为会议将以暂缓推举主席为结论，在会议中突然发难，慷慨陈词，并在讲到蒋经国时，潸然落泪。一座惊愕中，余纪忠借力使力，当机立断呈交推举案，在那样的气氛下，众目睽睽集体压力下，大部分中常委同意了推举李登辉为新任党主席。
    
    所有人都将李登辉视为最佳、也是最无威胁性的过度人选。除了蒋经国的大力拔擢外，李登辉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在党内没有派系，不曾任职中央部分，也没有地方势力基础。大家的盘算是，暂时将权力寄放在李登辉手上，挡住蒋宋美龄的非分之想，其他可以再徐图打算，人人都还有机会，也就没有人会强烈反对了。
    
    可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估李登辉了。李登辉上任没有多久，就开始了他游移于多角权力间的合纵连横。他拥有的，是总统与党主席的双重人事权。为了表达李焕在推举他当上党主席过程中的功劳，李登辉首先将和他最无渊源，在党内也最缺乏派系奥援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换掉，让李焕接任。李登辉需要做的，只有对李焕暗示这项人事的意愿，李焕自然就会动员他自己的系统，掀起一番“倒俞风”，终致让俞国华不得不下台，还让俞国华的夫人在媒体前面替丈夫表达不平，怏怏地说：“政治真可怕！”
    
    李焕转到行政部门，留下来的党秘书长位子，就由在推举李登辉一事上也有大功的宋楚瑜。先是透过宋楚瑜，接下来全面介入下一次的党中央委员及中常委选举，李登辉逐步握有了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再下来，李登辉又演出了一次出人意外的权力奇袭。在李焕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他从行政院长职务上换下，取而代之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郝柏村。
    
    李焕绝对不想交出权力，然而一来变化快到他措手不及，二来和李登辉结盟将他换下来的不是别人，是权力基础同样深厚的郝柏村，李焕投鼠忌器没有了着力点。
    
    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对军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表面上看，军人在台湾政治结构中，取得了空前最高的地位，反对党激动地大张“反对军人干政”旗帜，从议会到街头，发动了多次抗议活动；然而实质上真正的效果，却是松动了郝柏村多年在军中的控制，让李登辉有机会将“分而治之”的手法，也伸入军队里运用。
    
    台湾军队长年存在着兵种间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最紧张的，倒不是陆海空彼此之间，而是政战系统与战斗系统间的冲突。政战系统是国民党有惩于大陆战败，特别设立来管辖军中思想与忠诚问题的。政战系统平行、独立于战斗系统，从排级就有“政战士”，连级有“辅导长”，营级有“营辅导长”，旅、师级有“处长”，自成一套上下领导，深入部队理监管思想与忠诚问题。
    
    单位政战头子，统称“主管”，不同于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这一系的“主官”。主官管之间，必然存在心结。形式上主管在主官之下，协助主管带领部队，但实际上，主管同时负责监视主官，可以循自家的政战管道，背后打小报告，搜集上缴黑资料。主官管不到、看不到政战主管的报告，然而政战思想评估，却操控了战斗系统升迁的生杀大权。
    
    多少在战斗系统上表现优异的人，却神秘的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升迁机会，反过来，也常有战斗系统内评价不高的人，却平步青云不断高升，这种帐，自然就被算到政战报告头上了。八0年代之前，政战系统气焰盛高，战斗系统敢怒不敢言，只能私底下瞧不起这些在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上战场打仗本事的人。
    
    这种情况却在一九八三年有了戏剧性的逆转。政战系统出身，原本是蒋经国身边第一红人的王升，因为权力太大，管得太多，被传为会是蒋经国的接班人，传言传入蒋经国耳中，一夕之间，王升的权力机构“刘少康办公室”遭到裁撤，接着没多久，王升进而被调派为驻巴拉圭“大使”，不让他留在台湾。
    
    不只王升，整个政战系统大受打击，战斗系统则人人额首称庆、性灾乐祸。王升垮台后，郝柏村才从陆军部队中，以战斗系统的代表身分，逐渐取得大权。在这过程中，可以想见，政战系统很难讨到什么便宜。
    
    蒋经国去世前后，台湾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有着要求自由、放松管制的强烈要求，其中获得热烈回响的诉求，就包括了“军队退出校园”。台湾高中以上学校，都配置有教官，除了负责上“军训”课程之外，同时管理学生秩序，兼及思想监控。“教官”是学校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加上军人出身的这些教官，往往学识不足，言行粗鲁，让他们介入教育，很容易让人看出格格不入的荒谬之处。
    
    教官虽属“教育部”，不过其渊源毕竟来自政战系统。政战系统自顾不暇，无法在教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军方当权派又出于对政战的敌意，绝对不会主动出手相援，误打误撞、稀哩呼噜，“军队退出校园”竟然就快速成了社会的共识了。
    
    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长，让出军权的关键时刻，台湾军队处于奇特的情况中。第一是，往常对军队价值信念掌握最紧密的政战系统，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过去趾高气昂的政战官们，甚至忧心忡忡地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政战这个兵种会被取消。连带地，第二，政战控制松脱，军队的封闭性质也随而大幅降低，外面的种种骚动，开始直接影响了军队内部。
    
    换句话说，台湾军队快速经历了一场“社会化”的过程。老一辈觉得自己先是军人，然后才有其他身份的态度，被年轻辈的新观念取代了。军人是社会上诸多行业的一种，不可能不理会社会的变化。而且，就算要在军中出人头地，也都得看清楚整体社会变化趋势的走向。
    
    加速台湾军队“社会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原本随蒋介石渡海来台的一代凋零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五0年代之后，才在台湾长大的新生代。此时他们陆续迈入而立之年，成为军队的中坚干部，他们没有上一代那么清楚“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信念，他们同时和部队中的义务役官士兵关系密切，没有上一代那样的隔阂。
    
    义务役人员，占军队人数绝大多数。他们入伍从军两到三年，就离开回到社会岗位上了，一批批的义务役人员，因此也就不断带进来最新的社会价值与社会观念，无从阻挡。新一代职业军人，年龄和这些义务役人员相仿，没有了出身背景的差别，而且自己又缺乏强烈的信念，当然很容易就受到影响，跟随着社会变化调整其想法了。
    
    利用这个机会，李登辉藉由升迁将领的选择，改变了军队的领导生态。与其说李登辉刻意重用本省籍军官，不如说他专注选择受到“社会化”程度最深的人，予以拔擢。毕竟那个时候，军中特殊结构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本省籍的高级军官人选，可供“重用”，但是即便都是外省籍，却明确有了应对与社会脉动不同距离，所产生的不同派别。
    
    李登辉开启其端，陈水扁后来继续执行的原则，是依照几个条件来拔擢军事将领。第一，少用具有强烈中国认同的人，多用表现台湾本土认同的人；第二，少用死忠拥护国民党的人，多用具备改革想法的人；第三，少用坚守传统部队信念的人，多用表现出较高弹性的人。
    
    正因为没有那样明火执杖在军中搞省籍分配，所以这样的改变并未引来强烈的反弹。领导层人事架构逐渐改变，李登辉也就有办法将原本“郝系”的势力逐渐排除在外。这过程中，还伴随着台湾军队的大幅缩编，让许多高级军官焦虑自危，深恐自己成了缩编中的牺牲品，断送了原本看好、期待的升迁之路，为了争取那日益减少的机会，他们也就更是不得不认清风头，努力调整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军队一步步脱离了党的控制，也就一步步“国家化”了。李登辉从来没有办法对国民党旧势力真正放心，因而军队的忠诚由“党”而“国”，对他来说，是有利于巩固权力的好事。
    
    李登辉执政十二年，到二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输掉中央政权，军队和国民党的关系，已经切割得差不多了。政党轮替过程中，军方始终不曾是个令人担心的变数。虽然，陈水扁代表的民进党，在军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但是到那个时候，军中已不存在任何观念或组织去煽动反对、阻碍政权交接了。
    
    民进党上台，军方将领升迁选择握在陈水扁手中又八年，国民党的残余影响更稀薄了，另一方面，基于几十年的历史背景，不管陈水扁如何翻云覆雨，八年毕竟还是不可能让这支“国民革命军”“台独化”或“民进党化”。
    
    至此，虽然漫长，台湾军队的“国家化”过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独断操控军队，这事让绝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
    

网友评论2013-05-04 09:08

    如果军队国家化，那上上个蛇年中国就已经变色了吧。所以必须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的错误思潮，让党牢牢掌握自己所缔造的武装力量。
    

网友评论2013-05-04 09:10

    国军还有没有第十八集团军啊？
    

网友评论2013-05-04 09:13

    台湾政府不是AIT吗？岩里政男算哪根葱
    

网友评论2013-05-04 09:23

    Reply Post by 为国为民赵志敬 (发表于：2013-05-04 09:08):
    如果军队国家化，那上上个蛇年中国就已经变色了吧。所以必须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的错误思潮，让党牢牢掌握自己所缔造的武装力量。
    虽然政治思想取向非常正确，但是有些事情不该提。
    

网友评论2013-05-04 09:29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网友评论2013-05-04 09:34

    政男绝壁是中华皿煮第一人，这个是真不是黑啊。。。
    

网友评论2013-05-04 09:37

    草莓兵，豆腐兵，夏热冬寒不练兵，土共来了有爹顶，大爷当兵就不拼。
    

网友评论2013-05-04 10:54

    台湾这个做法为台湾走向民主化稳定化还是有贡献的。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至于台湾士兵战斗力草莓兵和这个没有逻辑关系。不要为了黑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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