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粉粉的见识还比不上那个年代的人，而且估计都不会耐心看完。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人们每每重视本地或本国对于一种学问或艺术之贡献，这本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节制的范围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才可以激励出其土、其国更多的贡献来。不过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即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
这些经验良方不是一处来的。这类考据，此地无法谈，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这不是论诗宗、评画派一流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之充分表演，不图今日见此11世纪的恶剧。又如近时几个监察委员弹劾中央医院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话，中央医院究竟杀人不杀人，须待有资格的医士检定，岂是几个在事外监察委员所能凭空断定的。以非技术的国家官吏去判断纯粹技术的问题，监察员坐在家中做了监察吏，这要比《洗冤录》所代表的文化还要退下几步。
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目下的有名医学校，国立的如上海医学院，私立的如北平协和医学校，所造出的医生很能适合近代医学所要求的高标准，但听说他们每每喜欢在大埠作业，到内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内地至今等于没有真的医生，只靠几个教会的医院对付。这是不应该而且不了的事。至于各省设的医学校每每不能甚好，专靠他们也不是办法。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的医学校中设农村服务医生一科，使他们在毕业后到内地，或者简单到内地乡村里办医学校去。听说南京中央医院有此类之计划，我希望它早能实现。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医士之训练不能速成，一时断难普及，不如先尽量讲究公共卫生，收效较快。况且中国是个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国家，各种疾疫并世无双，故死亡率在一切开化与未开化的人类之上。对付此情形之最有效方法，无过于防范于未病之先。以南京论，原来到了夏季、秋季伤寒、霍乱、疟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惊的。几年以来，以卫生署及其附属机关之努力，特别是防疫注射之努力，这些病减少得多了。这样工作，比在南京多设几个医院的效力还重要。在中国的目下经济情形论，若干公共卫生的事业是难做的，然也不是一无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费钱只费力的。这里头的缓急与程序，要靠研究公共卫生的人的聪明，绝不是在中国乡村中无可为者。这件事要办好了，中国要少死许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国民经济之虚费。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看护。中国人太忽略看护对于疾病之重要了，以为万般的病都只要靠药治，因此死人不少。内地人之无看护知识，因而更需要能服务的看护，本是不待说的。不特有训练的看护应该更多，即一般的看护知识也应该灌输在国民教育之中。……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如吸水棉、纱带、酒精，果一切仰给于国外，在国民经济上看来大不是了局。医药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货，若因医药事业之进步，这个贸易的漏洞太大了，决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及社会应该及早准备。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果以医学卫生事业之进步，死亡率减少了，而生产率不减少，又不得了，所以生产节制大与社会安定有关。不过目下实行生产节制者，多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此一个比较的能生长并能教育子女的社会阶级偏偏节制生产，而无力多生偏要滥生者不受限制，岂非渐渐的使我们的人种退化？所以政府应该对于一切患有花柳病、遗传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遗传性的犯罪者，及绝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发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国家的责任一天比一天大，作这样事若能做得妥当，不算是妄举。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此意待下次详说。
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半，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原载1934年3月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4年8月2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中医药究竟有没有疗效 作者：龙哥
任何有生命的生物体都可能出现非正常的状态，这是生命本身的固有属性，对于人类而言一般称为疾病。疾病是人体在病因的作用下出现的异常生命状态，造成人体的形态或功能偏离正常，生命活动受到限制或破坏，这种状态可以转为康复或长期存在，也可能导致死亡。
医学的历史比很多学科的历史都要悠久，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与疾病抗争，不断探索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数千年来，治疗手段从祈求神灵已经发展到基因疗法，药品的研究也从天然动、植物和矿物到分子水平的药品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方法被淘汰，也有更多的方法不断被研究出来。医学的进步为改善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命质量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有效性是医疗手段的基本属性
不论是简单的刮痧还是复杂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有效性是医疗方法最基本的属性。从古至今，人类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医疗手段，也曾经使用过并且仍在使用着很多无效甚至有害的医疗方法。在人类医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人们并没有办法确定医疗手段与治疗结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根据个人经验甚至主观想象来选择医疗方法。
如何确定医疗手段的效果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其核心是指如何客观地判定医疗方法是否使疾病得到控制和好转，并对同类病症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特定人群可以重复应用。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医疗手段才是有意义的，而各民族传统医学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得到确定。
中医药缺乏疗效证据
美国替代医学办公室在 1995 年提交的替代医学研究方法论的报告中指出，传统(替代)医学疗法的 “有效性评价是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问题”。
与现代中医拒绝疗效的科学评价不同，中医自古就追求对疗效的评价与认识，古籍文献中关于症状的改善描述屡见不鲜，如痊愈表述为愈、立愈、顿愈、如常；有效表述为获效、稍缓、病减、见愈；无效表述为不效、弗效、不已；恶化表述为甚、剧、病增、危；死亡表述为不治、无愈期、死不旋踵等。除了舌象和脉象，古代中医观察的疗效指标还有汗、呕吐物、大小便等，根据观察到的客观状态以及患者报告的感受形成对疗效的判断与评价。
虽然古代中医对疗效的评价是非常原始和粗糙的，但并不掩盖古人渴求获得真实证据的愿望。在历代中医典籍中，并没有过多强调现代中医用来搅浑水的证候概念，也没有用“一病一治”、“千人千方”这样的借口来逃避验证。古人一直尽力用朴素、初级的认识和粗浅的方法去观察和描述病人的状态，并试图找到治疗与结果之间的规律。当然古人受认识水平和方法的限制，不可能有准确的生理生化和病理指标，但其思路与现代医学并无本质区别。
在中医上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主要是医生根据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到的信息，再根据个人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客观依据是症状的变化和机体的状态，主观依据是医生的经验。限于时代的局限性，传统中医还不可能知道机体内部复杂的生理生化机制，只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表象作为疗效的指标。此外，由于缺乏定量手段，中医对指标的认识和描述过于模糊，难以形成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医生的经验技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判的结果，中医对疗效的评价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主观因素占了很大成分。
此外，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一直是以个案形式为主，没有足够的样本数量和对照方式。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治疗结果不一定由治疗方法而产生，无法排除疾病的自愈、个体差异、安慰剂效应等因素。据此进行归纳、演绎、推理产生的结论难免存在片面性、局限性，甚至是错误的。比如患者服用了中药麻黄汤后退烧，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药物的作用，因为不服药喝热水也可能退烧。所以，基于个案证据的临床评价可信度是非常低的。
不仅仅是中医，历史更悠久的古埃及和古印度传统医学同样存在着疗效不确定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必苛求古人，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医学典籍和医生的个人经验均不是有效性的真实可靠证据。
传统医学的有效性问题关系到人类是否还需要在古人的医疗经验中寻求有价值的东西，也关系到传统医学应该作为文化传承还是科学传承，甚至关系到一部分人的民族情感。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繁衍至今也许并没有中医的功劳，我们的祖先也许一直在使用无效甚至有害的医疗方法。然而，是否有效是客观事实，没有民族和文化属性，也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循证医学是解决疗效验证的最佳方法
早在1747年，英国学者就进行了一项有计划的同期对照研究，证实了橘子和柠檬治疗坏血病的效果，使来自于远洋船队的经验上升为有证据的治疗方法，这项研究也开辟了临床试验的先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一些经验上或理论上推论有效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无效或弊大于利；另一些似乎无效的治疗方法却被证实有效。医学界普遍开始思考现有治疗方法的可靠性，意识到医学理论和经验还需要进行严格的临床验证。
典型的例子是硝苯地平的临床再评价。硝苯地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外广泛应用的一种钙离子拮抗剂，具有很好的降压作用，无明显肝肾毒性。但经循证医学方法临床评价，发现其有增加心肌梗死的危险，剂量越高，使用时间越长，风险越大。
在中药方面，wong医生等采用止嗽散治疗急性单纯性上呼吸道感染所致咳嗽，与安慰剂相比，在改善症状无明显差异；Harold医生研究替代医学在早期乳腺癌术后治疗应用时，使用了草药、针灸等方法，结论是采用替代医学治疗较以现代医学标准方案治疗的病人生活质量更差的结论，从而间接否定了中医和针灸。
循证医学顾名思义就是遵循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是重视证据，并具有可重复性。究竟如何获得真实的医学证据，医学界一直在不断探索。首先，患者的个人体验因为缺乏客观性和专业性被认为不具有医学证据的意义；其次，古代医书的记载由于缺乏科学方法和理论基础也不在医学证据范畴之内；另外，传言因为真实性无法考证从来就不是证据。
循证医学的有效性证据有以下几类：
专家意见。大范围的医学实践表明，有价值的证据中，专家意见的可信度是最低的。专家的个人经验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专家之间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古罗马时期伟大的医学家盖伦的许多观点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说明无论专家具有何种名誉和地位，其个人意见都不是真实可靠的证据，证据只能来自客观事实而不是个人观点。
系列观察。更可靠一些的证据是对系列病例的观察，通过对相当数量的同一病症在治疗过程中的观察，找出共同点和规律性。这种具有一定样本数量的观察和总结避免了个案带来的结论偏离，但是不能确证医疗措施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医一直用板蓝根预防或治疗感冒，大样本病例均表现为痊愈，但这不说明板蓝根有疗效。因为没有对照试验，服用其它药物和不服药的患者同样也痊愈了。
分组对照。进一步的方式是将患者分成不同的组，一组服用新药、一组服用安慰剂、一组服用已有药物，然后对比组之间的结果。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显然更可靠更真实，但同时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分组有可能不客观，医生主观上希望得到有效的结论，往往会将症状较轻的分在一组，症状较重的则在另一组。医生会更关注轻症组的治疗，观察和记录时也容易产生主观偏倚。同时，患者也会受到不同的心理暗示，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安慰。
随机对照。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改进了临床试验方法。对足够样本数量的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并对患者和医护人员实行双盲，安慰剂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客观差异被尽可能地缩小，医生和患者均不知道哪一组服用的是测试药物，哪一组服用的是安慰剂。严谨的随机对照方法避免了主客观因素对证据的影响，使结论更接近事实真相。这一方法至今还被称为“金标准”，是国际通行的、公认的临床试验方法。
荟萃分析。在大量发表的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报告中，同样的研究仍然会出现结果不一致的现象。说明随机对照试验依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样本数量不够大、试验方法不一致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理念迅速传播并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其中荟萃分析结果被公认为最高等级的医学证据。荟萃分析方法对不同中心的同类研究结果进行数据采集、汇总以及统计分析，从而获得最高支持强度的证据。
1987年利用循证医学理论进行了一项临床研究试验，涉及96个临床中心4444例患者，验证了辛伐他汀可使冠心病人的死亡率和危险性明显下降。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进行了类似的临床研究试验，涉及87个临床中心9014例患者，证实普伐他汀改善了脂质水平，减少了冠心病死亡率。
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和广泛采用，被认为是临床实践和决策不可替代的可靠方法，就结论的真实性和证据强度而言，循证医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循证医学并不是具体的医学理论，而是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真相并获得可靠的证据，这种方法与具体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无关，无论是主流的现代医学还是非主流的传统医学，采用这种方法都可以得出最可靠、最真实的疗效结论。
中医药有效性的现状
循证医学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客观、真实地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的原则、方法、技术和规范，是严密和精确的通用验证方法，对临床疗效研究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循证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不仅适用于现代医学也同样适用于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研究，因为在本质上中医药也是临床医学，其有效性也是最基本的应有属性。
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医生一直把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舌象、脉象等一系列软指标作为依据，并依赖医生个人经验来判定疗效。这种疗效评价的方法主观因素过多，没有量化指标，不能真实判断复杂的人体和疾病现象，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医学证据的意义。虽然中医与现代医学基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但对证据的重视不应存在差异。不同体系的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和治疗疾病，都要基于可靠的证据来选择最佳的医疗方案。
目前中医药临床试验很少采用严密规范的循证医学标准，绝大多数还停留在较低级的层面，疗效评价主观性强，缺乏统一标准，研究结果不可重复，反映出中医药疗效还不具有公认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研究结果也不能得到广泛认可和重复应用。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刘保延指出，从近年来我国期刊上发表的临床文献来看，中医药临床领域的研究设计非随机化个案报道、专家经验、小样本的临床病例总结研究占绝大多数。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循证医学方法验证的中医药均不能得到疗效证据。也就是说，国家批准上市的近万种中药都没有疗效证据，年产值在2000亿左右的中药还没有一例真实可靠的有效性证据。无独有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花费了数亿美元用于传统医药的临床评价，以获得科学客观证据，但始终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面对这种尴尬的现状，中医药界提出循证医学与中医药学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认为循证医学不适用于中医药学的疗效评估，要制定适合中医药特色的临床评价标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虚伪的，因为治疗结果是客观事实，病理和生理生化指标也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另外制定一个不兼容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对客观事实的否定，或者说，中医药需要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疗效指标才能使中医药出现疗效。
以同仁堂生产的安宫降压丸为例，该药声称有降压功能。中医没有血压的概念又哪里来的降压中药呢？要评价其疗效难道不需要测量血压，而是以望、闻、问、切的结果再加以阴阳平衡、肝肾两虚等模糊解释作为疗效证据？过分强调中医药特色从而拒绝循证医学的验证等于宣布中医药生存的前提是谎言。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赖世隆指出，中医药干预措施有效性评价必须遵从因果关联推断的通用科学准则和方法，随机对照试验不仅适用于对西医药的疗效评价，对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也具有同样价值。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卞兆祥认为，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价需要采用公认的评价体系，才能将中医药从疗效倍受争议的漩涡中挽救出来。过分强调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殊性，对评价体系进行过多的“改良” 并非明智之举。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评述替代医学：“在医学的概念中，应当没有两种医学——主流医学和替代医学之分。只有得到充分检验的医学和未被充分检验的医学，有效的医学和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的医学。一旦某一治疗得到严格的检验，就不应再考虑最初它是否为替代医学”。
中医药的有效性亟待验证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医疗方法应该进行更科学、更严谨的验证，传统医学尤其需要进行客观的、真实的疗效验证，无论是中医“博大精深”的辨证论治，还是古埃及医学的悠久历史，都不能作为充分的医学证据，任何典籍或历史乃至民族情感都不是有效性的可靠证据。对中医药而言，从《黄帝内经》用鸡屎治疗鼓胀到《本草纲目》的老母猪屎治血崩都是不可信的，除非经过严格的验证。
有人会说，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释中医药。假设中医药是科学，就必然要接受科学的检验。科学即便不是万能的，但解释中医药却是轻易而简单的事。任何中医药疗法都可以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验证，得出可靠的结论。如果中医药不是科学，那就应该禁止临床应用，也不必用科学去解释了。
还有人说，难道我们的祖宗不是靠中医活下来的，中国人几千年都是傻子吗？是的，任何物种都不是靠医学繁衍下来的，而是靠物种自身的生殖与遗传能力延续的。人类众多民族和动植物都不是靠医学繁衍的，在中医出现之前的几万年里，中华民族又是靠什么生存的呢？另外，也不能说中国人几千年都是傻子，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几千年都在使用无效的医疗方法，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几千年都是错误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宗教、巫术等等。
更有人说，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看中医，难道他们都错了？是的，正确与否和认同这个观点的群体数量无关。科学从来都不是从众的或服从权威的，科学仅仅是客观事实，人数众多并不代表正确。远如存在了近2000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学说，曾经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同，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近如张悟本也曾经门庭若市、一诊难求。
甚至有人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医既然还存在就说明是有疗效的。一种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其还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不能说明就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仍然存在的丑恶与荒唐有很多，科学与文明的发展才可能减少这些不正确的存在。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样的事实：“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是缺乏疗效证据的，甚至可能是被全盘否定的。中医药界应该做的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得出真实可靠的疗效证据，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和推诿，甚至独立于科学标准之外而又声称是科学。
2011.11.04
(XYS20111104)还差一个菠萝油王子的没转，中医黑引以为傲，可以打败无数期刊、论文的网帖。这是要黑到天涯海角么....每天都劣根性,全盘否定,干脆削骨还夫割肉还母.换髓易血去做大美利坚人吧
钓鱼技能太低了卤煮...
按您的意思，吃中药病好了是自愈，对否？
请别匿
按您的意思，吃中药病好了是自愈，对否？
请别匿
极大部分是自愈，极小部分是朴素经验，没有完整逻辑链
我匿什么，了解和理解大规模随机双盲吗
极大部分是自愈，极小部分是朴素经验，没有完整逻辑链
我匿什么，了解和理解大规模随机双盲吗
别匿，有两个问题，既然是自愈，那就说明中药无效，对吧
那么请问，中药把人药死了是怎么回事
人物介绍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20世纪初，他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机构20所，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在他的积极倡议下，中国建设了第一家自己的现代化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第一位获英国医学博士的华人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当时隶属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马来亚槟榔屿，其祖籍为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
14岁时，伍连德就考取英女皇奖学金，然而因年纪太小，没能获准前往英国求学。翌年，伍连德再次考取奖学金，作为当年唯一合格者，迈进了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的大门。
一开始，伍连德的留学生活过得清苦拮据。微薄的奖学金，扣去房租、吃饭、日常开销等各种生活费用，所剩无几。当年英国的医学生，从四年级开始便被要求进入医院实习。在学校的安排下，伍连德来到伦敦圣玛丽医院实习，要求他在一年内完成20个助产任务。而在他离开圣玛丽医院时，实际完成了28个接生任务。
这一年的实习生活，让伍连德有机会接触英国下层。与上层社会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他深受触动。
在剑桥留学的第四年，伍连德先后来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
在巴斯德研究所这一医学研究的“圣地”，伍连德受到了多位国际大师的指导。其中，一位导师是英国人霍普金斯(F.G.Hopkins)，他因发现人体必需的“维生素”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医学奖。另一位，是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lie Metchnikoff)，他是肠道益生菌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按照当时的英国大学学制，从本科、实习、硕士到获取博士学位，一路顺畅地读下来，尚需要7年时间。在剑桥苦读的伍连德，则仅用了5年半就顺利完成博士答辩。
毕业后，伍连德以英国医学博士第一华人的身份，回到了仍属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此时的他雄心壮志，一心以为可以担当“医官”，施展所学。
然而，英国殖民部却告诉伍连德，因为他是华人，所以最多可以当副手，医官只能由英国人来当。这一沉重的打击，让伍连德几乎陷入迷惘。雄心受挫的伍连德来到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
在吉隆坡逗留的那段时间，伍连德过得并不如意。完成研究计划之后，他决计回到槟榔屿，自己开设私人诊所“悬壶济世”。
二十岁出头的伍连德年轻气盛，开业当医生之外“并不安分”，一心想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他活跃在华人精英圈，结识了同样曾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的林文庆和宋旺相，至今，三人都被称为“海峡华人三杰”。受陈嘉庚邀请，林文庆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20余载。从事法学研究的宋旺相，则成为最早受封马来亚地区英国爵士头衔第一人。
20世纪初，中国深受鸦片之害，从东印度运来的鸦片，大都经马来亚地区加工之后再运往中国。伍连德在当地组织发起“槟榔屿禁烟协会”，联络社会各界享有声誉的人士，一起努力禁止鸦片。
禁烟运动得罪了英国，也得罪了当地从事鸦片加工和贩卖的生意人，伍连德因此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陷害。
在伍连德的私人诊所，橱柜中收有一小瓶吗啡作为医用镇痛剂。按照当时订立的法规，不许个人私藏吗啡。伍连德申辩自己是注册医生，留有吗啡用于医治应是理所当然。而搜查者则言，伍连德没有按规定对吗啡进行登记。这让伍连德措手不及，由此，他被判败诉，罚款百元。
回到马来亚的几年，伍连德处处体味到身处殖民地所受到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另一方面，伍连德心中一直深藏着“中华情结”，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
在祖国，“鼠疫斗士”震动世界
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马来亚为当时必经之地。回到老家的伍连德，结识了考察团成员中一位年轻的外交家——施肇基。
五大臣出洋考察完毕回国，施肇基向创办北洋军医学堂(1906年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的袁世凯建议，邀请伍连德到该校任教。军医学堂开出了丰厚待遇，伍连德看到了回祖国施展才能的机遇。
1908年秋，伍连德踏上了归国之路到达天津，担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一职，从此开启了服务祖国的人生历程。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暴发严重流行性鼠疫，先后共有约6万人死亡。疫病从西伯利亚传入，经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一路，迅速传播进入山东逼近中原。其中，作为当年皮毛商贩聚集地的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疫情最为严重。
天寒地冻，疫情所到之处，成山的棺材绵延数里，无法入土埋葬。
当时的东北已属于半殖民地，成为日本和俄国的势力范围。日俄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平息疫情，于是向满清政府施压，提出派兵进驻东北。
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清朝政府仍有一定主权。朝廷深知，如果疫情无法处理，中国东北的主权就有可能丧失殆尽，于是不敢怠慢，敦促外务部接管此事。
施肇基当时官至外务部右丞相，他将东北的严重疫情告诉了伍连德，并禀报外务部大臣那桐，决定以陆军军医学堂调查员身份，派伍连德前往东北了解疫情。
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伍连德偕同一位学生抵达哈尔滨，随身行李中带了一架显微镜、一点细菌培养基。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听说有一位感染者行将病逝，便急忙赶去患者家中。此患者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回天乏术，最终不治身亡。伍连德秘密解剖了这位女患者的尸体，从血管、心脏、肺叶等处提取标本做细菌培养，很快，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
经过进一步分析，伍连德确认东北暴发的是“肺鼠疫”。其传染途径，并非如之前所设想，单纯从老鼠、跳蚤等动物疫源传染给人。人与人的飞沫传播，才是最为要害的传播方式。
考察之后，伍连德马上提出应对疫情的九点建议：(1)傅家甸肺鼠疫流行，已经被临床和细菌学检验充分证实。(2)该传染病几乎完全由人到人传播。老鼠感染的问题可以排除，因此当前扑灭瘟疫的所有努力应集中在流动人群和居民中。(3)严格管制西伯利亚边境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4)其他道路和冰冻的河流必须派人沿途巡视与检查。(5)在傅家甸征用房舍设立医院、隔离营。(6)从南方招募更多的医生和助手。(7)当地道台应为防疫活动提供足够的经费。(8)密切关注京奉铁路沿线。(9) 寻求与日本南满铁路当局合作，邀请俄国当局与中国政府在实施有关措施中进行合作。
对于人与人接触导致的飞沫传染，当时的人们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和措施，肺鼠疫的流行自然非常迅猛。伍连德建议，每一个人都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然而在当时的东北，只有日本人贩卖纱布和酒精。于是，伍连德用纱布设计了一种缝制简单的加厚口罩，要求所有防疫人员和居民必须佩戴，后来被称为“伍氏口罩”。
在伍连德的组织下，防护、隔离、消毒等疫区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并没有明显下降。
此时伍连德认识到，绵延数里的棺材和仍在地上的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同样是可怕的疫源。怎么办？伍连德提出火葬。这在当时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下，是不被老百姓接受的重大突破。
如此大事，伍连德并不敢轻易做主，于是将此事告知施肇基，让他请求朝廷作出决定。几经周折，旧历新年之时，摄政王载沣最终答应依照伍连德的办法处理。随后，伍连德组织人力，三天之内将棺材和尸体全部火化，成为当时一项创举。
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1911年3月初，哈尔滨肺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伍连德的成功，很快震动了全世界。疫情扑灭后不久，满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邀请与中国有联系的国际各国，前来奉天(今沈阳)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研讨总结东北鼠疫。1911年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会议主席、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者中，有包括独立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在内的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
作为抗击此次鼠疫的总指挥，伍连德至此以“鼠疫斗士”之名享誉世界。此后，伍连德联合俄国考察团，在野外寻找鼠疫疫源，发现广布于草原的旱獭，是东北肺鼠疫流行的根源所在。
恩泽后世的贡献
疫情扑灭，伍连德继续在东北开展防疫事业，为中国作出诸多贡献。
他发起建立北满防疫事务处，自19世纪中叶起的近百年间，中国的边境检疫主权一直被外国人把控，伍连德为收回我国海港检疫主权奔走。直到1930年7月，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海港检疫管理处，伍连德任处长。
有感于当时中国尚未建立自己的现代化医院，伍连德四处呼吁、募捐，
为推动学术交流，伍连德主持编纂《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报告用中英文同时出版。1912年第一册问世，至1931年停刊共出版7册。
1937年，日军炸毁了他在上海的寓所，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业行医。至此，伍连德在中国30年的事业画上了句号。
在中国的30年间，伍连德积极促进学会活动，推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他积极筹办创立中华医学会，担任第二届会长并创办《中华医学杂志》；他是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微生物学会的发起人；自1910年起，他与王吉民医师合作，历经20余年写成《中国医史》，至今仍是我国唯一的英文版医学史著作。
1947年，中华医学会召开会议，伍连德受邀回国参会。重返故地，伍连德访问了他当年创建的几所单位。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到了晚年，在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建议下，伍连德开始书写自传。耗时近8年，英文版自传《鼠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师的自传》于195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1月，伍连德写信给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历史博物馆的老朋友——王吉民医师，希望能回国观光一次。上海卫生局在收到王吉民请求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报告，认为可邀请伍连德回国观光，特报请卫生部核办。
因当时特殊历史原因，伍连德回国观光的心愿，最终未能实现。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1岁。
还差一个菠萝油王子的没转，中医黑引以为傲，可以打败无数期刊、论文的网帖。
这样深入浅出的网帖都看不懂或装看不懂，还提什么期刊论文，别又是传说中的《nature and science》吧
极大部分是自愈，极小部分是朴素经验，没有完整逻辑链
我匿什么，了解和理解大规模随机双盲吗此网页不属于本网站，不保证其安全性 继续访问 取消 不再提示我 ]别黑中医了，没有了古代的医学，也没有了现在的咱们。
过去的精华要吸取。糟粕要丢弃。没什么好喷的。西医也不是万能的。中医也不是一无是处。
这样深入浅出的网帖都看不懂或装看不懂，还提什么期刊论文，别又是传说中的《nature and science》吧和安全性做出确切的评价，并与已知有效药物做对比观察，指出它的优缺点。
红字你来解释解释。
别匿，有两个问题，既然是自愈，那就说明中药无效，对吧
那么请问，中药把人药死了是怎么回事
我真笑了，对某种疾病无效，就对人体无害？洁厕灵喝下去肯定不能治脚气，“那就说明洁厕灵无效，对吧”“那么请问，我喝了一口把我恶心坏了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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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匿自己把几千字废话编辑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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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你那套理论给潘金莲洗地呢提问也要讲逻辑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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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问问 犯心脏病的吃两粒速效救心丸立马缓解的 是自愈？
水平真心低。加大剂量，药不能停啊，楼主。傅斯年是医学家？就跟鲁迅一个德行，外行评价内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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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种解释我是彻底明白了，这滚打的也太高明了
口口声声在讲吃中药是自愈的，中药根本无效，这让你喝两口砒霜又不敢了
这滚打的也太恶心了上面要我解释红字部分那位，还是隔壁帖子那句话，没国家扶持和利益驱动，中医早就死了。就这个现状药监局还真有可能是骗子，或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红头文件里说说的，就是发生的事实了？哪些做过大规模随机双盲并有明确疗效的？举5个不难吧